读《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有感

近期读完了何帆老师的《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同时，结合书的内容，重听了何帆老师在得到APP开设的《何帆报告（2018～2019）》。读完这本书和听完课程后，收获还是很多的。下面来蹭蹭热点，介绍一下何帆老师的这本书。

首先，要说明一下，这本书是何帆老师计划在未来30年书写的一套年度报告系列丛书的第一本。也就是说，何帆老师计划在未来30年每年写一本书，一共写30本，记录中国的变化。

何帆老师为了写这本书，在过去一年内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市，巡游了10多个国家，拜访了政策制定者、智库学者、大学教授、创业者、对冲基金操盘手、汽车工程师、房地产商、新闻记者、音乐家、律师、电子竞技选手、咖啡店老板娘、菜场小贩、小学校长、小镇青年、留守儿童等。

虽然我工作和生活在中国资讯最丰富的城市之一，并且一直在努力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的人交流，寻找机会接触各类不同的资讯，但由于自身视野的狭隘和机会的限制，其实对世界的丰富、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缺乏相对清楚的认知。

当然，如果你问我，清楚的认知有必要有意义吗？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试图去认知这一切，也可能只是单纯为了满足好奇心。

书中反复提到的“慢变量”和“小趋势”，可能是一些创造出来的概念，但抛开这些概念，单纯何帆老师的观察就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当下的中国，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身边的变化。

其实讲到2018年的新“变量”，最重要的可能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这个“变量”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发生改变，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加凶险。

谈到中美贸易摩擦，很多人首先关注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对中美之间会出现贸易摩擦备感困惑，毕竟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说，能让美国和中国和好的唯一可能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虽然这只是戏言，但他道出了真相，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要分我们和他们的。事实上，是先有了他们，才有的我们，也就是说，先有了对手，才能保持自己人的团结。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在时时刻刻处处较量。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这背后的原因是：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就能证明其制度更有优势。如果补充一句，技术进步也是和平年代的竞赛。也有人说，这是由于特朗普总统的行为不可预测，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条推特到底会说什么。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只需要了解他的性格和经历，而特朗普的性格和经历都是非常易于识别的。仔细观察中美贸易的结构，理解了国际贸易的本质之后，你就不会对贸易摩擦本身过于悲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日本NHK电视台刚刚播放了一部反映中美两国关系的纪录片，英文片名是《Special America VS China》，国内字幕组的翻译是《美国VS中国：“未来霸权”争夺战开幕》，虽然片中的内容更多是站在日本的角度解读中美关系，未必客观，但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发生改变却是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点呢？

一般的解释是：当一个新兴大国赶超一个霸权大国，而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时，国际格局就会出现巨变。但何帆老师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全面。

内政决定外交。何帆老师在书中的观察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群想要下车的人，他们不愿意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感到眩晕，要求把车停下来，想要下车。理解了这个群体的诉求，我们才能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力量不仅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风向，而且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赢得竞选，都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远。政治总是本地的，但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引发风暴，那如若是亿万只蝴蝶一起拍动翅膀呢？

中国人难以理解这些想要下车的人，因为我们是一群刚挤上车的人。出生于20世纪60～90年代的这一批人，其实都是有幸坐上经济高速增长快车的人。因此，中国人对待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态度比西方人更为乐观，而这种乐观主义也使得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

所以，我们这些刚挤上车的人会相信：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增长会影响国民性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更乐观、更自信、更积极上进、更包容开放。过去30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刚挤上车的人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也更乐观。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欢迎程度都远超西方，他们会更加大胆地拥抱新技术，甚至多少有些鲁莽。

中国一直秉承着实用主义精神，有冒险家精神的企业家相信拿来主义，相信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者对技术创新的接受程度显然比西方消费者更高，更愿意尝试新生事物。对待无人机，美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中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东西真好玩，不仅要买一个给自己，而且要买一个送给朋友。据统计，中国是智能设备渗透率最高的国家，21%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设备。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技术崇拜的氛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大国。这里聚集着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和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互联网企业。数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购物、支付、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聪明、更时尚。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的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美国的焦虑。

虽然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想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其实都在同一辆车上。如果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真的在车厢里发生殴斗，这辆车可能会失控，掉下悬崖。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这个变量可能出现的反转不是谁赢了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中是不可能有赢家的。正如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当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地球人才能团结一致，同理，只有当中国和美国遇到一个共同的挑战，这个挑战必须来自人类之外，而且这个挑战大到以至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应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才会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这个共同的挑战的会来自哪里呢？

地缘政治风险很难成为共同的挑战。你可能以为这个挑战会是一个政权，或者一个恐怖组织。但是无论是在东亚、南海，还是在中东、非洲，都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对手，强大到足以让中美两个国家不得不联手。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是包括中美两国在内，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可是这个挑战看起来似乎还很遥远，争议过于激烈，没有办法凝聚共识，也很难动员足够的国内政治力量。

在何帆老师看来，这个挑战应该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

人工智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也会导致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未来可能有4亿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会更多地流入少数人的钱包，大部分人并不会分享到更多的回报。

让劳动者转型可不可以？

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但问题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年）内让工人实现转型。你不可能要求一代人付出牺牲，为技术进步当垫脚石。

我们今后面临的是“人工智能之谷”。如果我们能够跨越“人工智能之谷”，就一定能够登上另一个山巅，看到更壮观的前景，但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人工智能之谷”也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死亡谷”。

美国和中国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时候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我们同样缺乏经验。

美国的经济体制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过分追求股东利益，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难以参与这种资本主义体系。它的政治体制过于强调精英观点，过分信仰自由主义理念，人数最多的普通民众也难以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些内在的缺陷导致美国更难以应对人工智能社会的挑战，于是，被忽视和被排挤的力量会从所有能够释放的地方释放，哪怕是从极端主义的孔隙。

中国虽然会最早实现人工智能化，但这意味着中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人工智能社会的试验场，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当试验品。就像日本最早遇到老龄化社会的困扰一样，中国也会比别的国家更早地遭遇人工智能社会的风险。

2018年底，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未来，大数据的滥用很可能会影响到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人工智能可能会加速中国的贫富分化，新兴产业的兴起会摧毁一批旧有的产业，资本主导的商业模式迟早也会遇到伦理道德的拷问。

所以，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人类社会终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社会。这个人工智能社会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呢？是人类的福音，还是人类的末日呢？这可不是科学幻想，这是很可能在我们有生之年就会遇到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需要中美和其他国家齐心协力，共同应对的。哪些是前方最可能出现的风险？怎样评估这些风险？政府需要做些什么？企业又应该做些什么？哪些是我们大家都不能碰触的底线？这都是需要大家坐下来认真面对的。

你一定记得《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寒冬将至。”

这句话，其实就说明了当前的国际形势。现在就是寒冬将至，最大的威胁来自北境长城以外，但最大的危险来自长城以内各个邦国之间的混战。

上面是何帆老师对中美贸易摩擦的观察和认识。其实我们更关心，当下的中国，在遭遇贸易摩擦带来的打击之后，能不能撑得住？

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慢变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何帆老师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停止，城市化没有停止，技术创新也没有停止。这三种慢变量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它们就像三股洋流，会继续把我们带到很远的地方。

但是，在这三种慢变量中，何帆老师也发现了三个有趣的小趋势。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是技术创新，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当人们都在谈论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时，至少在技术创新的初期，寻找应用场景才是更重要的。最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战略应该是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当人们都在追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时候，传统产业的潜力可能被低估了。在互联网深入传统产业的腹地之后，会遇到难以攻克的城堡。老兵不死，他们只是穿上了新的军装，学会了新的打法，并会出人意料地绝地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最稳扎稳打的战略应该是新旧结合，继承与创新并重。

当人们都在关心房价走势的时候，城市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自下而上的力量浮出水面，这种力量会让城市保持多样性、开放性和创造力，并引发一场城市里的“颜值革命”，让人们有更大的空间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慢变量是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只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慢变量：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没有停滞，中国经济的未来就仍然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