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卖炭翁》有感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优秀的诗歌往往包蕴着诗人对人世百态的清醒认知、智哲思辨。

杜甫和白居易都是唐代的现实主义诗人。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他们两位诗人都写下大量关心百姓疾苦的诗篇。如果说杜甫的《石壕吏》只是客观的展现历史史实，并没有刻意的去为讽喻而讽喻。那么相对于杜甫的讽喻诗，白居易在创作讽喻诗就是有意识的精心雕琢。这和他的文学创作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关。

白居易为什么会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这要从他的个人身世说起，安史之乱后，为了躲避战乱，白居易自小便有大量机会接触最下层的劳苦大众，早年流离失所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充足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在父亲去世以后，生活也更加的贫困，迫使着他终日东奔西走，为衣食发愁。这种贫困的生活经历，在白居易心里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使他对人民的痛苦能够感同身受，这些都为他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上的现实主义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贞元十五年到永贞二年，白居易参加了科举考试，此后，仕途一路平步青云，出身低微的白居易受到了破格提拔的优厚待遇，内心感激涕零，发誓要回报宪宗的知遇之恩。在他看来，创作出能够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从而促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力的沟通，是报君恩的最佳方式之一。而唐宪宗作为开明君主，鼓励进谏，于是白居易屡屡上书言事，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既然诗人认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对中唐的宫市制度又怎能袖手旁观？中唐的宫市制度实际上是中唐以后皇帝直接掠夺人民财务的一种既无赖又残酷的方式。官府对于需要的日用品一般随意付出较少的银钱，以强买强卖的方式进行采办。白居易正是看到这一不合理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才创作了《卖炭翁》这首诗。

为了让统治者通过诗歌来体察民情，了解宫市制度下的现实，诗人自然不会用议论的表达方式替统治者做出论断。当然他也不必像韩愈写《马说》那样用象征的手法来批判统治阶级不识人才。他需要的是选用最典型的个别事例来反映中唐时期宦官假借“宫市”之名强取豪夺民间财物，底层人民在这种掠夺之下生活困苦不堪又无力反抗的黑暗社会现实。那么，选好典型事例后如何最鲜明地来反映这一现实？

对比手法在此讽喻诗中功不可没，其在《卖炭翁》中贯穿始终。不论是显性的卖炭翁劳动环境之偏远、之脏，其个人年老、长期烧炭之辛劳，其运炭卖炭之艰辛不易，与宫使之轻松光鲜、高高在上的生活形成对比，还是隐性的卖炭翁驾驶工具之牛车与宫使之翩翩两骑豪华马匹之对比。本诗的对比处处都有雕琢。

白居易想让皇帝听到民生之艰，写讽喻诗又不能用议论的表达方式来直抒主旨，该如何做？

教参八下第一单元就提到，要让学生根据不同写作目的，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表达方式的选取是为写作需要服务的。白居易讽喻诗写法高妙之处不光在于尤长于对比手法的运用，还在于以记叙为主、描写极精简。

卖炭翁的悲苦形象是在精简的描写中也展现的淋漓尽致。诗人对卖炭翁的肖像做了精练传神的描绘，“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写两鬓可见其苍老，写面庞、十指可见其生活之艰辛。寥寥几笔传神的白描，抓住其最典型特征，一个年岁已高，生活艰劳的底层劳动者的老翁形象跃然纸上。

本诗言简义丰，语言背后藏有丰富的内容。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交代了他烧炭的环境，诗人的创作把他安排在终南山，山深林密，人迹罕至，在长安城南四十里以外，足见雪后运炭路途之遥远。如果说卖炭翁是做生意的，这车炭送给朝廷也无可厚非。但诗人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告诉读者，老翁的命运与他所烧所卖的炭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炭是老翁的全部生活依托，但也不过是换取起码的温饱而已。

诗人叙事真切于细微处见精神。诗人通过对卖炭翁和宫使的外貌、动作或心理细微之处的描写，塑造了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人物。“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一极度反常、扭曲的矛盾心理，真实地反映出老翁的悲惨境遇。这一点与白居易《观刈麦》诗中“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的心理如出一辙，而其根源都在于社会的不公平。接下来写老翁赶车卖炭的情景。诗人有意将他放在雪后这样一种极其寒冷的天气状况下（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天气已如他所愿，他强忍饥寒，满怀希望地“晓驾炭车辗冰辙”，挣扎着来到“市南门外”，“泥中歇”更写出了老翁精疲力竭的情态。

写宫使对卖炭翁的掠夺更能让人体味细微之处的对比。前四句描绘宫使横行霸道的丑恶行径：“翩翩”写出其横冲直撞、趾高气扬的动作和神态；“手把”“口称”见其仗势欺人、专横跋扈；“回”“叱”“牵”这一连串动作，则刻画出其蛮不讲理、霸道凶残的面目。后四句写被掠夺的结果。“一车炭，千余斤”极言其多，而且是老翁生活的一切依凭，却只因为是“宫使驱将”，所以“惜不得”看似轻描淡写的三个字，多少无奈，多少悲愤，多少绝望，尽在其中。“半匹红纱一丈绫”，数量极少，价值极低，与“一车炭，千余斤”构成强烈的反差，宫使竟将其“充炭直”，明明是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的抢劫，却要打着“宫市”的旗号，无耻的嘴脸更是暴露无遗。

总之，本诗的批判讽喻性融在精简的叙述、细微的描写以及强烈的对比之中。诗人一方面极写卖炭翁生活之困苦、心理之矛盾、烧炭运炭之艰辛，一方面又传神地将宦官及其爪牙的飞扬跋扈、颐指气使、蛮横无理描写得淋漓尽致；此外，还有结尾处“一车炭，千余斤”之重与“半尺红纱一丈绫”之轻的强烈对比，都揭露了宫市的掠夺本质，反映了中唐以后统治阶层直接剥削、压迫人民的社会现实。诗人对卖炭翁是满怀同情的，而对宦官及其爪牙则充满憎恶，诗人鲜明的爱憎之情都蕴含在情节的叙述和人物形象的对比描写之中了，这是《卖炭翁》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

白居易的这首讽喻诗用委屈婉转的巧妙艺术写作手法，对社会民生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将诗歌的社会政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最后，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云，倾听诗歌长河里的故事，借鉴学习白居易讽喻诗的写法之妙，继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写作传统，用笔、用心、用情记录新时代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