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读后感
罗燕
在开始读这部小说前，我对这部小说是有着巨大的好奇心的，但是当我真正读它的时候，我的内心又充满了疑惑、不解和感叹。《白鹿原》里的故事从清末写到解放初，其间还涉及到解放以后更长的时间。这是一部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深刻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历史的变迁，揭示了那个年代人们思想的封建和迷信。小说中各种性格各种身世遭遇的人物互相穿插、矛盾，给我们展示了当时社会的情况，也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的社会现状，读完这部小说后，我的内心直呼过瘾。
关于白嘉轩和鹿子霖。
白嘉轩是白鹿原的族长，他一生都固守封建，做事一板一眼，行事光明磊落，怀仁义之心。他的封建固执在要不要为小娥建庙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宁愿全族都染上瘟疫，也不肯向小娥低头。因为他认为小娥是一个杵逆传统文化，行为不知检点的女人，让他同意给她修庙是一件耻辱的事。像文中白嘉轩所说“…逼我给婊子抬灵修庙，这是逼我钻婊子的袴裆！你们还说在我修起庙来给我挂金匾，那不是金匾，那是把婊子的骑马布挂到我的门楼上！…”他的内心对于不遵循传统道德的事情是排斥的，是坚决不同意的。也正像黑娃说的“嘉轩叔的腰杆挺得太直了”。但是就算白嘉轩的腰杆再直，就算他在外人眼里永远是一副冷静、严肃的模样，在遭受了那么多苦难后，他的内心也会承受不住啊。在他被受黑娃指示的土匪打断了腰后，他内心的痛苦更加的无法言说，于是在鹿三的面前，他第一次声泪俱下，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寻求安慰，想让自己内心的压抑得到释放。
鹿子霖的人物塑造和白嘉轩似乎有一些对立，从黑娃的感受来说，鹿子霖使他感到亲切，鹿子霖常常在街巷里猛不防揪住黑娃头上的毛盖子，哈哈大笑着胁逼他叫叔。而白嘉轩大叔永远是一副凛然正经八百的神情，鼓出的眼泡皮儿总是使人联想到庙里的神像。我想黑娃大概从记事起就看不惯白嘉轩了，所以当鹿三让他去白家去做工时，黑娃硬是不去，对鹿三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以至于后来他当了土匪专门打断了白嘉轩的腰，一切都有因有果。鹿子霖相对于白嘉轩，更多了一些心机，在处事为人上，也远比不上白嘉轩的正直，他风流有时甚至阴险。他让小娥去勾引白孝文，毁了白孝文，毁了白嘉轩理想中的继承人，也毁了一个好族长。他把白孝文的房子买下拆了，目的就是让白嘉轩没面子。他爱好美色，和许多少妇有染并且生下了孩子，在他坐牢回来后，为了让那些孩子逃避被拉去做壮丁，把老相好的孩子全部认做干亲，还不知羞耻地说“这主意好，本来就是我的娃嘛”。越看到后面，我对鹿子霖的印象越不好，他的行为与人品，让人所不耻。
关于白鹿原的女人们。
小说一开头就写了“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从第一房女人死于难产，到第二房女人死于痨病，再到后来没有门当户对的人家肯把女儿嫁给白嘉轩。村人们也开始窃窃着他命硬的传闻，后来只有那些女儿多养不活的穷人家还愿意冒险把女儿嫁给他，那时候，远远近近的村子热烈地流传着关于白嘉轩的生理秘闻，以至于他的第五任妻子被内心的恐惧活活吓死。直到他的第七任妻子仙草的到来，打破了关于白嘉轩的谣言。到这里，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个词：可怜。白嘉轩的前六任妻子可怜，仙草何尝不可怜呢？她为了给白嘉轩生孩子，克服自己心中的恐惧，取下求来的桃木锤。在封建社会，在那个吃人的社会，女人只是沦为生殖工具，女人就是用来传宗接代的，所以才有了白嘉轩娶七房老婆的故事。女性的价值在那个社会得不到尊重，在家里没有地位，不得不说这是中国传统女性的悲哀。
田小娥这个人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完全是旧中国妇女命运的典型代表，她的一生是悲惨的，因为她的美貌也因为她作为弱势人群的无能为力。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她的样貌，但是从那么多男人被他吸引，从黑娃把她藏着怕被士兵们给糟蹋，从原上人们对她唾弃中可以看出她有多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这样漂亮的女人是不受待见的，人们更喜欢的是身材较粗壮，结实能干守妇道的女人，而田小娥这样一开始就作为别人的二房，甚至后来跟着黑娃跑了，只能沦为他们口中的“贱人”、“婊子”。小娥的命运悲惨是由那个社会造成的，同时也是由那些男人造成的，黑娃扔下她去当了土匪，鹿子霖利用她去勾引白孝文达到自己的目的，白孝文沉迷她的美貌却什么也没能给她，他们给她留下的始终只有无止境的骂声和伤疤。
另外一个与白鹿原的女人们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白灵，她的身世就注定她的不平凡，她是白家的小女儿，是白嘉轩最喜爱的宝贝。她出身在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村地主家庭，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她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做一个和母亲一样的女人，所以她走出家门和哥哥们一起去私塾念书，到后来极力挣脱家庭的束缚去新学堂学习。她在新学堂得到了与现代社会进步思想接触的机会，摆托了封建思想的束缚，真正地为自己而活，向新时代进发。她不怕苦不怕累，那个时候她已经和白鹿原上那些传统女人不一样了，她有思想，有信仰，她与男人们肩并肩搬运尸体，辗转各方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白灵这一形象更加衬托出田小娥的悲哀，更加衬托出白鹿原封建思想下女人们的悲哀。她的出现也让这本小说更加具有活力。
关于朱先生。
在刚开始了解到朱先生这个人时，是他像神一样的占卜能力，我想陈忠实先生在塑造这个人物是一定是带有偏袒之心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中的形象就像诸葛先生一样，是最具有智慧的人。朱先生自幼苦读，饱学儒雅，他内心有自己的坚持，也有自己信仰的东西。人们对于朱先生是敬佩的，觉得朱先生是神，能占卜。但是朱先生自己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这句话也说明了朱先生虽然饱读诗书，但是也不相信迷信之说。朱先生是白嘉轩的姐夫，白嘉轩一贯尊重他，但他却从来也没有像一般农人一样把朱先生看做知晓天机的神，而是断定朱先生是圣人，自己不过是个凡人。从朱先生书房的布置中，白嘉轩觉得像姐夫那样真有学问的人，其实才不显山露水，从根据自己的描述姐夫断定他看见的是一只鹿时，白嘉轩更加断定姐夫是圣人了。
朱先生一生从来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他盼望的不过是祖国统一，百姓安康。当原上疯狂种植鸦片时，他亲自出面发表禁种大烟的讲话，并且下地犁掉了白嘉轩的罂粟，他的作为被大家所赞赏，从某一程度上来说，他拯救了一部分人。他独自一人进入军营，以三寸不烂之舌劝退清兵二十万，并且他不骄不躁，不摆谱，在方巡抚为他备下一桌丰盛的晚餐时，朱先生却只搛素菜，见方巡抚放下筷子，便把剩下的菜一起倒进自己带来的瓦罐里。
他明辨是非，为人正直，不做一点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当军阀刘军长来找他时，他在门口拴上两只恶狗，还让厨子用豆腐熬肉来招待他。当刘军长请他当自己的私人老师、写一副字画、为自己算一卦时，朱先生无一例外的都拒绝了。岳维山以县志经费做要挟，让他写剿匪宣言，他也毫不留情地坚决拒绝。后来，鹿兆海要上战场问他求字时，他内心激动甚至写的时候手都在颤抖，最终写下“白鹿精魂”。为鹿兆海送葬时，他亲写祭文，亲扶灵柩。
他淡泊名利，博古通今。在原上闹饥荒时，县长请他任赈济灾民副总监，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他任职期间，他不偷取一分一毫，确保把每一粒米送入老百姓口中，并且还提议赈济会同仁一起去舀一碗舍饭。鹿兆海阵亡后，他与其他八位先生放下手中的笔，坚持要上战场，他的雄心壮志，为国家做贡献的精神，令人折服。到他死去，他的遗嘱还在叮咛着家人不要大操大办。在他死后，原上所有人自愿为他吊孝，在门前久久不愿离去。“白嘉轩进入书院，几次跌滑倒地，爬起来跌到灵堂前，顾不得上香，就跌扑在灵桌下，巨大的哭吼声震得房上的屑土纷纷洒落下来，口齿不清地悲叫着：“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这段对白嘉轩的描写可见朱先生在他心中的地位，他一生腰杆硬，很少这样不顾形象地大哭。作为朱先生的学生黑娃送的挽词：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更加说明了朱先生的为人，朱先生一生为人民服务，从未亏欠他人。
白鹿原的故事还在继续，老的人老了，但是时代的年轮仍然在转动。
我品白鹿原
是那水榭明珠,却已是沧海桑田,人事茫茫。当我走进《白鹿原》时,陈忠实带给我的是我这个时代所无法体会到的情感。我喜欢忠实的温文尔雅,文字里却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坐在月下,一边吃着饭,一边细细咀嚼《白鹿原》,五指微拢,仿佛就能夹起整个民国。
其实《白鹿原》写出了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但他又超越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写出了生活与人性的复杂性,具有“史诗”的意义。
《白鹿原》所描写的生活在时间跨度上由晚清至新中国建立大约50年。这50年时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曲折的岁月之一。中国社会在这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之复杂,之剧烈都是空前的。在这些矛盾和斗争中,阶级矛盾和斗争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非常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简单化、绝对化,而是把阶级斗争放在名族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反映出各种矛盾和斗争的纠葛,斗争也不仅仅围绕着阶级阵营而展开,更多地围绕诸如生存、权力、财产、荣誉、道德、理想等展开的,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人性与文化的范畴,有着更丰富的内涵。
《白鹿原》所着力揭示的“名族秘史”,就是名族文化渊源的水下冰山。而“仁义白鹿村”恰恰带有浓郁的“礼仪之邦”的象征意味。对白、鹿家族来说,“仁义”、“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家族纲纪,不仅是白嘉轩的人生信条和立身之本,更是其家族存在和延续的生命力之源,一种生生不息的“本分”精神意志;作家也是把它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集中体现而予以正面张扬的。
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精义的叙述和张扬。主要是通过一种文化人格的塑造来完成的。这种文化人格的具体化、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白嘉轩,朱先生等形象性格逐渐清晰浮现的过程。也可以说,作家在对这些艺术对象的精神世界的解密和描述中,充溢着一种对圣贤文化及其圣贤文化所造就的思想人格的景仰和向往。
朱先生是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者。他能清醒地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以传承文明、拯治精神、安顿灵魂为己任,拒绝为官。因此,讲学、治学便成了他生命的主旋律。饱受儒家文化侵染的朱先生推崇的是“达则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信条,所以他又关心白鹿书院以为的风风雨雨,关注着百姓生灵的疾苦盛衰。于是,他的生命经历中便有了只身却敌、禁种鸦片、赈灾济民等壮举。他那博大而磊落的胸襟和“铁肩担道义”式的豪气令人感佩不已。人,当他想着完成心中的大事以了却心愿实现理想的时候,他就会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无私而后无畏,无畏而后无挡,无挡而后成事,成事而后显示了人格力量,强大的人格力量又支撑了光彩夺目的形象。朱先生一身所完成的大小业绩还充分体现了他的睿智开明。不相信迷信,却能“算卦”,而“算卦”背后却是在总揽大局下一招具体情况作客观分析和准确判断。他对剪发、放足的赞赏态度则冲出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散发着开明思想、创新思想的芬芳,全然清除了陈腐之气。他宁可牺身白鹿书院而不愿意混迹官场,一方面体现了他异常高洁的品行,扬弃了儒家文化所倡导的“读书做官”的世俗信条;另一方面又与自我选择、自我定位、自我实现等颇具现代意味的观念息息相通。面对白孝文和鹿兆鹏的你死我活、国共两党及其党内的“窝里斗”,朱先生几乎是束手无策,内心充斥着无奈何悲凉,深感读书人的力量之微薄。所以在他的晚年,曾对黑娃说:我都不读书了,你还读什么书?能把读到的十分之一用到实际中去就很不错了。在朱先生临近生命终点时,把老伴喊成妈。这貌似不经意的轻轻一笔,透出的却是彻骨的悲凉。作者陈忠实对朱先生视乎也满怀沉醉和赞赏之情,所以小说对朱先生额“仙逝”做了真切而具体的描述。显然,作者把朱先生当成了白鹿的化身。
而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就是首先得益于圣贤文化义理的洗礼。他曾有过难称仁义之
举的行为(如为了得到梦中的风水坟地而让鹿家为了六分水地而打斗诉讼),但在官赐“仁义白鹿村”之碑之后,更得“圣人”朱先生“为富思仁兼重义”的点拨,从而促成了白嘉轩人格精神的完善化。他修祠堂,建学堂,广施教化,营造白鹿村“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为了乡民利益而主谋鸡毛传帖,“交友”抗税;惩罚鸦片烟鬼和赌徒,整肃族规纲纪;大旱求雨而甘当“马角”等。正是由于白嘉轩谨遵“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文化信念,使得他即使在急剧动荡的年月也能充分表现出自信、自尊、务实的精神风貌。比如他虽是“风搅雪”的受害者,但绝不参与复仇行动,反而为农民协会员们求情;尤其在家族冲突。派系复仇愈演愈烈之时,这种文化人格更显示出其独有的价值和辉煌:他不为利禄官位所诱惑,不为强权暴政所屈服,不被他人蜚短流长所左右,不随政治风向所摇摆。白嘉轩的正气和大义,来自于他的文化人格意志;其理想文化人格的形成。基于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作品通过白嘉轩这样一个文化人格理想的化身和楷模,完成了探究民族秘史、透视传统文化神髓的创作意图。
传统文化精髓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同样反映在家族后背乃至不肖子孙身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例子是黑娃。他在结束了自己的土匪生涯后,虔诚拜师念书,“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由此,“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乎残忍地摒弃了原来一切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了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在这里,小说以对黑娃修身做人、脱胎换骨的画龙点睛般的书写,树起了一座“圣贤文化神话”纪念碑。
这种表达深深打上了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烙印,带有对于中古传统文化化的过分美化。但《白鹿原》的确在艺术上到达了相当的成就,一定程度上遮盖了思想上的一厢情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