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永军
“我们能够收集对过去而言，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集聚起来的反馈数据；我们可以实现迎合学生个体需求的，而不是为一组类似的学生定制的个性化学习；我们可以通过概率预测优化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学习方式。”这是大数据为学习带来的三大改变，然而这种改变能不能迅速传播？能不能易于所有人接受？能不能得到真正有效落实？抑或是，大数据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读完英国作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联合著作的《与大数据同行》，这些问题时常徜徉于脑海，挥之不去。
原因很简单，教育系统一直趋于保守，“在教育界，我们看不到相似的情况。实际上，教育系统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甚至连最基本的原理都是未经验证的。上课日和学年历的制定遵循着农耕周期，而现代经济早已不再这样运作了。课程被上下课铃以固定时间分隔出来（和工厂没有区别），完全不考虑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在一些课堂中禁止使用数码设备，坚持使用纸质材料开展所有的教学工作，这使得学校里的生活在随时随地能与社交媒介和电子游戏互动的学生面前显得狭小和过时。”
听闻某校开学初新添置了两台手机信号屏蔽仪器，分别安放于教学区和生活区。据了解，该设备可以屏蔽方圆200米内的任何手机信号，哪怕移动、电信等信号。学生该不该携带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进入校园的争论由来已久，至今仍不绝于耳。有的人认为不加约束任其发展，但怎么个发展法道不清言不明；有的人认为“斩立决”，三令五申，严厉禁止，带一部没收一部，绝不姑息。当然类似于该校做法还是别具匠心，一方面惊叹决策者的冷酷无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私下揣度能否一以贯之彻底杜绝。
大禹治水，相信大家不会陌生。面对黄河水患，禹的父亲鲧采取“水来土挡”，也就是“堵”的策略，结果无功而返。而禹呢，自打接受任务起就带着尺、绳等测量工具到周边主要山脉、河流实地考察，由此制定出一条与父亲截然相反的措施，那就是“疏”，即疏通河道，拓宽峡口。显然大禹是正确的，是成功的，因为他采用了“治水须顺水性，水性就下，导之入海。高处就凿通，低处就疏导”的治水思想。
大数据中诸多数据的持久性存有较大隐患，“我们面对这些无法展望未来的信息，很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永久记忆的棱镜——永远不能忘却的回忆——来看事物。所以即使招聘者在面试前提醒了自己十次——要忽视求职者在多年前因为一次高中考试作弊被抓的事实——但是到了对雇用与否作出决定的时刻，仍然很难做到不对其未审先判。更糟的是，这个污点可能跟随求职者到任何一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标志着不为社会忘却的事件的红字。毕竟，人们习惯记住不寻常的事件，而不是那些平凡的和最近发生的事情。”
或许这就是大数据饱受诟病，乃至不被所有人，尤其广大教育工作者打心底里接纳的根本原因，恰如《悲惨世界》中沙威警长的人生信条：“一日为贼，终生为贼，污点是不可被洗脱的！”尽管人人皆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遗憾的是，不少人还是戴着有色眼镜，用不变的眼光看正在蓬勃发展的事物，无论后来的数据发生怎样的变化，带来怎样的影响力和震撼力。这是可悲的，亦是极其可怕的。
大数据时代，突出学习的三个主要特征：反馈、个性化和概念化。其中个性化尤为重要，“学习内容可以随着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反馈加以改变与调整。如果一个学生对某个部分的学习存在困难，那么这个部分将会被纳入之后的习题集，以确保该学生有足够的练习机会。”线上课程是教育改革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尤其是当下疫情尚欠稳定让线下教育时常受阻，尽管如此，它也只能起到补充作用，决不能取而代之。诚如比尔·盖茨所说：“要明智地运用技术。技术是对教师的重新部署，而不是要去取代他们。”抑或“大数据不会破坏教学工作，至多只是改变它们，迫使教师成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合作伙伴。”
学生拥有了电子产品，虽然有的会在课堂使用手机听MP3、看电影、玩游戏、刷抖音等，但反思的不仅仅是学生，更多的是学校，是老师。为什么学生不喜欢听课？就算禁止了手机、电脑，学生就不会以其他方式开小差？也就是说它们的功效或弊端取决于所处环境。即便弊大于利，我们也不能将孩子与脏水一起泼掉。
同理可言，作为教育中的大数据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然作为新兴事物，作为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升学习质量的有效措施，它必定会以“星星之火”衍生“燎原之势”，恰如信息技术作为各学科学习的必备基础那般不容置疑，大数据亦如“滚滚长江东逝水”，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