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年味

进入三九后，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天寒地冻，心却愈发浮躁，除去要安排年前的各类工作外，还要打扫家中的卫生，采买孩子的新衣，准备过年的吃食。然庚子年的疫情又有抬头之势，全国人民再次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刚刚回过神来的海陆空通行再次按下暂停键，回家过年又成了奢望。可儿时记忆中的年仍在与母亲的视频连线中缕缕被提及，心向往之。
故乡吴堡县是黄河边上的一个小城，地处陕西省榆林市东南面。老家距离县城不过十几分钟车程，生活出行相对便利，村里人经商者众多，家家户户经济尚可，自诩小村为“小香港”，可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村人的生活水平与县城无几。父亲有一辆四轮车，常年往返于城乡之间做些小本买卖，拉着城里的白面走村串户去兑换相等价格的黄豆，再去城里卖掉，赚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钱。母亲则长年累月泡在地里，全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老天恩赏。
秋收过后，冬天依节而来，可父亲和母亲各自忙着，一刻也不停歇，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三才能喘口气。母亲嘴上总是挂着：“腊月二十三，老驴老马歇一天。”据说这一天要祭拜灶王爷，表示即将拉开年的序幕。我们家的这个程序被母亲合并在了年三十。
过了二十三，年前的诸多事务都被一一提上日程。腊月二十四要全家总动员——“扫舍”。那时候最羡慕别人家人多，总觉得人家都不费吹灰之力就打扫完了，而我们家总是得忙上一整天。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父母就起床了，我和弟弟们是绝不敢睡懒觉的。父亲和母亲穿着破烂衣裳，头上扎块毛巾，腰上系好围裙，边指挥我们姐弟三人往外搬东西，边安排整理那些铺铺盖盖、坛坛罐罐。母亲则拿着笤帚和抹布这里扫扫，那里擦擦。幸好农村的院子足够大，无论我们从一孔窑洞里能搬出多少东西都可以在院子里有序安放。一趟又一趟，一抱又一抱，临近中午才告一段落，窑洞里已经搬得空空荡荡，从炕上到后窑掌都被父亲举着自制的长笤帚清理过。我们姐弟三人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看见母亲出出进进累到闷声不语，我们也不敢造次，连饿也不敢喊。母亲掐着时间煮点挂面填饱大家的肚子，我们又要把外面的坛坛罐罐、铺铺盖盖往回搬，该擦的擦干净，该敲打的敲打干净才可。一直忙到太阳落山，白泠泠的窗纸糊上了，窑里的灯开了，大后锅里的热气升腾起来罩满整个窑洞，“扫舍”的工作才接近尾声。我们姐弟三人便坐在擦拭一新的电视机前看节目等晚饭。父亲还需要填满水瓮的水，掏净炉底的灰，黑炭堆满仓，柴禾准备好。母亲则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一家人的晚饭。
最累人的“扫舍”完成了，头皮轻松了很多。腊月二十五开始准备各类吃食，软米油糕是必备的，也寓意来年生活节节高。母亲将泡了一夜的软米端到隔壁三奶奶家的院子里，再吆喝上我们去推碾子。碾盘很大，碾子很重，金黄的软米平铺在碾盘上后便要发力了。母亲和父亲是主力，我们姐弟就是搭把手，毕竟没那个力气，又没那个耐心。一圈又一圈地转，即便我们把屁股撅得老高，那碾子也没有欢快地转起来，只能不紧不慢地推着，要不了多久，我们就烦了，这个要上厕所，那个要喝水，母亲无奈地说：“懒人干活屎尿多！”现在想想，那些都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缓兵之计了！
碾完软米后，母亲还要磨豆子做豆腐，这个活不需要我们帮忙，我们乐得清闲，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疯玩起来。母亲在磨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轰隆隆，轰隆隆”磨豆的声音在寒冷的冬日里响着。不大一会儿，那乳白色的豆浆顺着磨嘴流到下面的桶里，渐渐注满。等晚饭过后，父亲和母亲在雾气蒸腾的灶台边做豆腐，我也偶尔派得上用场被指派着临时拉拉风箱罢了。豆腐往往在我睡醒一觉的后半夜才做好了，母亲会弄点辣子蒜蘸着吃几块热豆腐犒劳一下自己。由于太困，我只闻着清香的豆子味再次进入梦乡。
腊月二十六是杀猪宰羊的日子，只可惜我家没猪羊可杀，一般都是买别人家的，不过父亲会杀两只不下蛋的老母鸡以丰富年夜饭的种类。逮鸡是重头戏，非常具有仪式感。关上大门，打开鸡笼，机灵的母鸡“格蛋呱，格蛋呱”地叫着夺路而逃。我们一家人分兵把守东南西北中五个方向，老母鸡摇晃着身子在院子里四处奔逃，我和弟弟在后面紧追不舍，一路追一路笑，瞅准时机迅速向母鸡围攻过去，“噌”一下就逮住了。父亲提起老母鸡，于鸡冠处割一刀，找一根粗壮的鸡羽毛插在刀口处搅动几下，老母鸡渐渐不动了。接着放血、褪毛、挖内脏，洗干净后，切块，炖煮。我们闻着肉香，口水在嘴巴里打了好几个来回还等不到揭锅盖，不一会儿就哈欠连天，沉沉睡去。
腊月二十七，父亲会开着四轮车进一趟县城采买年货，我们从来没被允许跟着去。那时，县城是我们见过的最大世面，一半源于父亲的解说，一半源于天马行空的想象。暮色四合时，父亲的四轮车从脑畔旁边的路上下来了，我们来不及穿好鞋就跑出去帮着卸东西。有甜葡萄酒，有鞭炮，有水果糖，还有一些我们不大关心的年货，很丰盛。
腊月二十八，母亲发了一大盆面，准备蒸“枣山山”和正月里吃的白面馒头、白面兔子，还要做一些黄米馍馍。我也跟着捏兔子，结果蒸熟后大多东倒西歪，站不住脚。母亲笑着说：“自己捏的自己吃！”我应和着，手中的面仍被我搓过来搓过去。黄米馍馍做法比较复杂，要煮红枣，煮豇豆，要把软米面和玉米面按比例掺在一起和好，需软硬适中。煮好的红枣和豇豆捣成泥包在软米面中，然后放在一深瓷碗中顺着同一方向转动，这属于技术活。我转的米馍馍清一色软塌塌的，母亲转的则是又尖又圆的，直到蒸熟也如腆着肚子的将军，威风八面。三十多年过去了，时常会想起那金黄金黄的米馍馍，母亲也会捎几个给我解馋，可总是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来。
腊月二十九，父亲会和本家的弟兄相约去上坟。母亲将刚刚出锅的红烧猪肉、炸肉丸子给逝去的先人们带一些，期望在祖先的护佑下，本家子孙可兴旺发达，日子可细水长流。
腊月三十如约而至，陕北人也叫“月尽”。一大早，母亲再三叮嘱我们这天要乖，不能乱说话，不能摔东西，以防来年不顺。我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父亲则洒扫庭院，掏大粪，添水瓮，搂柴打炭，忙活完后带着我们贴对联。对联是本家工作的大伯写的，从大门到窑洞，从天地爷爷到灶王爷爷，从鸡窝到四轮车凡所应有，无所不有。红艳艳的对联给萧索的黄土高原人家平添几许暖意，几许喜庆。灶王爷的对联可有意思，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回宫降吉祥”，我总是思虑：灶王爷爷上天宫汇报工作该不会说我们犯的那些错误吧！对联正中间摆上母亲蒸好的“枣山山”，旁边放一碗米，等到晚上需上香。
除夕夜在我们姐弟盼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后姗姗来迟，我们兴奋地蹦蹦跳跳，一会儿上炕，一会儿下院。夜幕降临时，母亲将忙活了一下午的年夜饭一一摆上炕桌。父亲吆喝我们赶紧洗手敬香，我们虔诚地跟在他身后一路磕头直至进门。敬香完毕，父亲一声令下，一家五口围坐一桌，葡萄酒端起来，鱼肉吃起来，门外的炮声响起来，联欢晚会看起来。年夜饭的战线拉得很长，慢慢悠悠吃个三四小时。饭后，洗锅刷碗的事父亲包了，他说是为了犒劳辛苦了一年的母亲。母亲早已躺在铺盖旁鼾声四起。零点一过，夜空中的炮声瞬间密集起来，弟弟早已抢先一步在院子里“噼里啪啦”地放炮去了。父亲点燃提前准备好的柴火堆，我们叫醒母亲，抱着自己的枕头跳火堆，跳过来跳过去，以求来年无病无灾，一年顺遂。半个时辰后，火势渐渐弱下去，我们也累了，困了，提着自己的枕头回去，一上炕倒头便睡。年过完了，我们都在睡梦中长了一岁，母亲偷偷把压岁钱塞在我们每个人的枕头下面，同时也压下最温暖的愿望。
正月初一早上，父亲起床最早，我们还在熟睡。他出门转悠一会便扛回一根大树枝，小心翼翼地放在高高的柜顶上，树枝巨大，寓意财源广进。我们睡到自然醒后，也加入父亲和母亲包饺子的阵营。饺子里一定会包些硬币，吃到硬币的人代表着有福气。我们姐弟三人抢着吃饺子，直到肚子滚圆滚圆。我每次都可吃出好几个硬币，母亲说我是有福之人，对此我深信不疑。三十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那些饺子里的硬币包含了母亲多少的偏爱啊！
正月初一还有很多忌讳，不能扫地，不能开箱，不能倒垃圾等等，母亲说不上具体原因，我们只好半信半疑地遵照执行。吃过饺子，我们穿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服，揣上一片鞭炮，点燃一根香出门放炮去了。有时跑到大伯院子里还能拣几个没燃放的鞭炮，磕头声音大些时，也能接过大伯五毛钱的压岁钱，那真是意外的收获。
正月初二以后，是嫁出去的女子们坐娘家的日子。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坐在父亲的四轮车上一路向北。黄土高原上的正月天气晴朗，然凛冽的寒风无孔不入，用不了多久四肢被冻麻，直至泪眼婆娑，坑坑洼洼的土路颠得人心口口疼。可无论多难，都挡不住一家人看外婆的热情，何况我们仅有这一个去处。
外婆家小住几日，受到贵宾般的照顾，房前屋后的同龄孩子全来邀我玩儿，开心快乐自不必说。到初六务必要回家过小年的，小年与除夕夜的程序几近相同，热情已减弱，不一一赘言了。
过完小年，农人已在为春耕做准备工作，孩子们仍然穿着新衣新鞋满村子乱跑，那时好像没什么寒假作业，比起现在的孩子真是幸福多了。正月里，有些村子有秧歌拜年的习惯，男女老幼都是演员，叔伯大爷都上场面。锣鼓喧天，踢踏出陕北人的豪情壮志，闹腾出陕北人的红火日子。
元宵节踩着节拍如约而至。秧歌队拜完村里的人年，还需拜城里的人年，有钱的、有名的、德高望重的都得拜。县城接纳着四面八方的人，窄窄的一条街上挤得水泄不通。街上卖啥的都有，吆喝声此起彼伏，也搅动了小小县城的无限春意。我喜欢跟在秧歌队伍后面一场一场地看，喜欢那热闹的场面，喜欢女领队吹着哨子的飒爽英姿，喜欢二人场子的步履身段……
轰轰烈烈的元宵节逐渐落下帷幕，欢天喜地的年亦渐渐归于平静。节后，开学的开学，出门的出门，下地的下地，所有人各归各位。太阳依旧高悬，一切又从希望中开始。
三十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年味仍在舌尖上缭绕，无论身处何方，年的味道逐渐成为我行走半生的底色，走得愈远，底色愈浓，浓得化不开，忘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