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趣事

童年趣事（洋娃）

我的童年岁月在老家，距县城大约十几里的北山上，叫做“杨家山”。

记得小时候去县城，父亲赶着背上垫了厚厚被子的小毛驴，驮着我和弟弟。羊肠小道上，颠簸晃悠着我和弟弟清脆的笑声。金色的太阳洒满山坡，小路两边的田埂上，紫色的马尾花和黄色的蒲公英映衬着绿油油的小麦。小驴儿得得的蹄声伴着我和弟弟的嬉闹声。荡漾在童年的记忆中，久久难忘。

我的父亲在县城工作，母亲在乡下带着我和弟弟。我没见过祖父、祖母，他们在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记忆中，只有抚养我父亲长大的堂爷爷那张黝黑黝黑却又温和的笑脸时常温习在我的回忆里，任由我和弟弟拔他的胡子，任由弟弟拿他当小马骑。他一点儿也不恼，依然宠溺地看着我们。那眼光，实实在在温暖了我俩的童年。当时的农村是公社制，母亲和堂叔婶们天不亮就在公社大喇叭的催促下上山去挣工分，扔下我和弟弟由堂爷爷看着，堂奶奶则张罗着一家人的饭菜。

我们村子依山而居，有三层台子，零零落落住着三十来户人家。村里几乎都姓杨，外姓很少，只有少数张姓和王姓，都是很和善的人们。说来也巧，他们被零星分居在我们本姓人中间。我们以孩子的小名儿来称呼，比如狗剩家爷爷，六斤家爸爸，再比如我们家，我弟弟的小名叫臭蛋，我爸爸被村里人直接喊成臭蛋爸，而我呢，就被响当当地叫做臭蛋姐了。多少年以后，我去给父母上坟，村里的老人还是这样喊我。那么亲切，猛然感觉父母就在身边，心里暖暖的，又酸酸的。

冬日里农闲时节，男人们端上玉米馓饭，就着自家腌制的咸菜，一溜摆儿的蹲在崖边，边拉家常边吃饭，眼瞅着谁家的下菜好吃了，也不时的夹上几口。靠院墙立的玉米杆在阳光的烘烤下散发出庄稼的余味，母鸡懒洋洋地窝在里面照顾着小雏鸡，公鸡昂立着骄傲的脖颈来回巡视。调皮的小孩们跑来跑去，似乎丝毫也影响不了它稳定的步伐，偶尔被男孩子们抡起当马鞭的葵花杆，它才受了惊吓似的扑棱棱地飞上墙头。小孩子们再怎么胡闹也不敢捱到台子边上，探头探脑的往下一看就胆战心惊，急忙退缩回来。不过夏季时，晚霞从远处的山边照过来，我依着门口的老柳树，远眺彩霞泛红群山的壮观和夕阳落山的美丽，那景色至今令我难忘。

弟弟是男孩子，在村里算是小小的“孩子王”。时常拿着堂爷爷的放羊鞭子，扣着不知是谁的泛黄大军帽，指挥着村里的孩子们上树掏鸟窝。弟弟脑袋有点小，走着玩着军帽就盖住了眼睛，他习惯性地老是往上顶。有次该吃中午饭了，裹着小脚的堂奶奶在三个台子上喊叫半天也不见弟弟回来，最后哭着说他的孙子一定是从台子上掉谁家院子里了。当时村里的大人们都出工了，只剩下我们小孩子和几家的老人守着村子。堂奶奶的一哭一喊惊得老人们到处乱找，可来来去去就是没找见。于是堂爷爷就跑到大队长家，对着广播呜咽起来：“我的孙子不见了……山上的人都回来，我的孙子不见了……”这一吆喝，紧张得我们小孩子们大气都不敢喘。只看见大人们飞快得跑进村子，每家院子里的旮旯儿都翻遍了，不时有人疑问着说：“是不是藏在麦草垛里了，玉米杆后边看看，苹果园里看看……”队长指挥着人们到处找，母亲的哭声和堂爷爷的呜咽声，几乎把村子折腾了个个儿，就是找不见弟弟。最后，队长召集村人准备分头去邻村找的时候，给公社放羊的张大爷回来说，中午看见小弟在对面粱上的山洼洼里捕小鸟呢。

于是大人们前面飞跑着，我们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山洼洼里有一片白杨林，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小弟正骑在一颗高高的白杨树的枝桠间熟睡呢。那时我还觉得躺在那么高的树上睡觉一定好玩，谁知堂婶儿把我们拉到一旁，小声嘱咐我们别嚷嚷。大人们轻手轻脚地围在树下，一圈又一圈，张着双臂，向上仰望，好像天上要掉馅饼似的。堂婶一急竟然撩起她的前衣襟，像接树上掉下的杏子似的就能接住小弟。隔壁王爷爷家的大儿子是爬树能手，悄悄地抱着树干攀援而上，直到把小弟抱在怀里，大伙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堂爷爷紧紧地抱着小弟，流着眼泪，不停地唠叨：臭小子，吓死爷爷了！吓死爷爷了！一路上，堂爷爷死活不肯让母亲替换他抱抱小弟。

晚上父亲从县城赶了回来，挨家挨户的给大人们敬烟，给小孩子们水果糖，说了许多感谢话。弟弟睡醒了，睁开眼说：“我怎么睡在咱家的炕上？”这件事很长时间被乡亲们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话。弟弟前年回家，长一辈的见了，还乐呵呵地提起这事，弟弟迷茫地答应：“嗯，嗯……噢……”还回过头来问我：“有这事吗？我还能爬上那么高的树啊！”我瞪他一眼说：“那还有假吗？瞧，那棵老白杨树还在呢。”

那时春天的嫩绿刚冒上树梢，地里的苜蓿也长出了小芽儿，我们女孩子们早早起来，提个大马头篓子，一路说说笑笑去掐苜蓿，晚上就能吃上新鲜的苜蓿菜了。一次父亲回来说，他两个月省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五尺布票，让母亲到供销社买点红糖，扯几尺布。我和弟弟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把那些票票夹在了红塑料皮的书里，压在了箱盖上的被子下面。弟弟扯扯我的衣服，对我挤挤眼小声说：“麦场。”我会意地使劲点点头，以为他又要带我去哪儿玩呢。趁母亲不注意，他溜了出去。怕母亲知道我俩的心思，我磨蹭了一会儿才跑出去。弟弟拉我躲在麦草垛后，急切地说：“妈妈一会儿去大队院里批斗老地主，你在大门外看着，我偷那些票票去，爸爸说能换红糖，咱们就换水果糖。”我一听忙摇头，他急了，吓唬我说：“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到爸爸那儿告你，你昨天偷吃堂爷爷的白面馍馍了。”我急忙辩解：“我没吃。”他挥着拳头，恶狠狠地说：“我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你是小偷，老鼠精，老鼠精……”我气得眼泪快流出来了，忙说：“我愿意嘛！”他才收起横竖的眉毛，答应把所有的糖纸都给我。一想到那花花绿绿的透明纸，我就欢喜得不得了。

下午阳光刺眼，我俩偷了粮票和布票换了五颗水果糖。一直躲在村外榆钱树下，弟弟两颗，我两颗，一颗留给了堂爷爷。在村外玩了半天，噙完两颗糖后，才回到家里，母亲一直没有发现。我俩一整天就记着贪玩，也把这事渐渐淡忘了。

一个大雨连绵的早上，大人们不出工，母亲说要去供销社扯几尺绒布，给我和弟弟做鞋子。我心里“咯噔”一下，瞥一眼弟弟，他佯装没听见的样子。妈妈在被子下、箱子里、书页里，翻了半天也没找着。要不是大雨天，弟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我装模作样地和母亲一起寻找。我的积极表现毫无用处，当母亲意识到无法找回了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疑惑着盯着我俩：“说，谁拿的？”那声音大过雨声，惊得堂爷爷跑了过来：“啥事嘛，不小声点，看把孩子吓的！”母亲说：“粮票和布票都不见了，他爸让给你换点红糖，给他俩做鞋子。”母亲像丢失了宝贝似的，语无伦次地哽咽着。

于是审问开始了，母亲手里拿着笤帚，对待阶级敌人似的盯着我们。弟弟一副宁死不屈的样子，昂头看着纸糊的破顶棚，我则拉着爷爷的裤腿一个劲儿地想往后退，偶尔瞅母亲一眼，又赶紧缩回目光。母亲看见了我的心虚，说：“洋娃，过来。”我使劲拉着爷爷不放，母亲举起了手中的笤帚，爷爷急忙说：“洋娃最乖，最听话，最聪明，最懂事……”凡是好听的都用在我身上了，我被感动得眼泪汪汪。其实，也是怕得眼泪汪汪，差点招供了。不是弟弟在一旁恶狠狠地看着我，我肯定抵挡不住，我害怕弟弟告我偷父亲留给堂爷爷的白面馍馍这件事。当看到母亲无可奈何地出去时，我看到堂爷爷松了一口气。后来这件事还是在父亲的劝说下不了之了，但我肯定母亲一直没有放弃怀疑我们的念头。

新麦子垛在麦场里，堂爷爷给我用麦草杆编了一个蚂蚱篓，问我是不是我俩偷了粮票。我被那个精致的蚂蚱篓所吸引，全招供了，最后还补了一句说：“爷爷，你也吃了一颗。”这情景时隔三十多年后，在我眼前依旧如在昨日。

长大成人后，有时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尤其在我生病的一段日子里，就不时地回想起童年来。我觉得我四十几年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农村度过的，老家的一草一木，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根深蒂固在我的脑海。我感到是老家养育和教导了我，它就是我出生前早已去世的祖父和祖母，就是十几年前去世的堂爷爷。如今，我的老家在变化，但那成片的白杨林一直在那儿，印证着我们童年的足迹与成长的欢乐。